论金代诗学的北地特质(3)

完颜氏开国以后，他们有了明确的以文学维护统治的意识。这首先表现在借助北宋文人学士来建设、完善政治制度，维护其统治的国策上，即所谓“借才异代”。据史料记载，金人灭宋时掳掠了大批图书典籍、文人工匠北归。同时，他们还劫掳、羁留了一些北宋文臣，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文才，金人更看重这些人的治国才能，所以像宇文虚中、蔡松年、高士谈、吴激等这样的仕金宋人，多在金廷中枢任职，为金朝制定典章制度、创设科举文教等，宇文虚中甚至被金人称为“国师”。这些北宋文人作为向少数民族传播汉文化的载体，在各自的文章之中，提倡儒家道统，主张恢复社会秩序，强调仁政爱民，倡导教化伦理等，充分伸张了唐宋以来“文以载道”的传统。可以说，这批北宋文臣为金朝统治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最实用的制度建设与治理服务。其次，这种维护统治的意识还表现在：诗文水平成为金朝科举选士的标准；诗词歌赋成为金朝君臣日常互动、维护统治集团内部和谐的手段，诗歌甚至还被统治者用作唤醒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的手段等。比如据《金史》记载，世宗皇帝看到女真人汉化程度日益加深，猛安谋克舞文弄墨，沉湎其间，以致女真淳实的旧风多被遗忘的情形，他为此感到担忧，于是在皇族的宴会上作女真本曲，踏而歌之，其意是为了唤起族人们尚实际、轻玄想的女真传统。可见，以武力征服、经营中原的女真统治者，已将统治策略转变为“以文治国”，正如赵沨诗话中所言:“方今贡举之法，既取诗赋以振天下英雄之气，又谈经义以传先哲渊源之学，使放荡者退而有所拘，空踈者望而不敢进，其所以笼天下之俊造，无所遗矣。士生此时可谓厚幸。”[9]1756诗赋经义用于振气传道，拢天下才俊，使文学的政治功能得以大大强化。除政治功能外，金人对文学实用功能的追求还表现在以诗立功、以诗存史等方面，这在周昂、党怀英的文章中多有表现。周昂在告诫后学时表露了他对立功不懈的追求：“自三代而降，言士之贤，莫如两汉。然西汉之士，辞章典雅，而志节未胜；东汉之士，风义高烈，而文采有惭：盖未敢知其优劣。然士之所信者，孔子也。孔子称其门人之所长，自颜渊、闵子骞至于子游、子夏，有次第。本朝自天辅以来，专用文章取士，士之致力于文也久矣，奚患其不至？独所谓志节风义，使学者皆知内此而外彼，高视远蹈，期无媿于古，而又推及于乡人，以至于列郡远邑、深山穷谷之民皆奋于德，然后知庙学之有功于人也。”[13]他认为像孔子所作的饱含志节风义的文章典籍，是由己推人的立功不朽之作，也应是本朝文人应有的追求。党怀英于大定十九年作《重建郓国夫人殿碑》曰：“吾夫子(孔子)出，著术六经，实纲而纪之，以垂憲百代，故后世推尊以为人伦之首，而阙里旧宅，四方于是观礼。”[9]1499对文学的教化功能予以了肯定。不过，这种文学对实用功能的标举，直到南渡后才转变成明确的诗学主张，如赵秉文在《答李天英书》中说：“至于诗文之意，当以名王道、辅教化为主。”[5]145提出诗文应承担明王道、辅教化的作用，明确主张文学的实用功能。李纯甫也叙述过自己学文以求实用的心路历程：“始知读书，学赋以嗣家门，学大义以业科举。又学诗以道意，学议论以见志，学古文以得虚名。”[9]2616他还指出《老》《庄》《诗》《书》《礼》《易》等文学典籍之传道功用：“使圣人之道不堕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不缚于形器，相为表里如符券然。”[9]2616此期著名诗学家王若虚，其《滹南诗话》中更是明言诗书所载大义的重要功用：“呜呼，伊尹圣人，其大义贯乎天地，诗、书载之，孔、孟论之，昭如日星，有不可诬者。”[14]这种关于文学实用的理论思考，李治在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作引时做了明确的阐释：“滹南先生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逑，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也，以为传注六经之蠹也，以之作六经辨；论孟圣贤之志也，以之作论孟辨；史所以信万世，文所以饬治具，诗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后也，各以之为辨。而又辨脰代君臣之事迹，条分区别，美恶着见如粉墨然，非夫独立当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与者与诸人，能然乎哉。呜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羣言揜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以行怪，拙者以惛，而巧者以徇，欲传者如是，受之者又如是。尖纤之逞，而浮诞之夸，吾将见天下之人一趋于坏而巳耳。如先生之学，诚处之王公之贵，赖以范世填俗，其庶乎道复明于今日也。”[14]李治高度肯定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关于文以明道的重要功用。再次，以赵秉文、李纯甫为代表的文家们在南渡后十分不满于明昌、承安年间出现的尖新之气，不约而同地提倡风雅，使文学回到反映现实、救亡图存的正确轨道上来。刘祁《归潜志》载：“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5]510他们之所以批评尖新文风，主要是不满于文人雅士为追求浮词美文而专于尖新雕琢之功，不再看重文学的实际功用，耽于吟风弄月，纵情享受，从而造成社会风气的颓靡积弱，气节殆尽，最终导致国运的衰颓。这种不满尖新之风而追求文学实用功能的变革，表现在诗学上就是诗评家们反复提倡的平实朴素文风，如赵秉文推崇欧阳修文风：“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优雅之态，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8]75(《竹溪先生文集引》)李纯甫大力斥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髙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可笑情形；而王若虚对浮丽文辞恨不得禁而快之：“骈俪浮词，不啻如俳优之鄙……后有明王贤大臣一禁绝之，亦千古之快也。”[14]不仅在诗论上如此伸张，而且他们还身体力行进行质朴、刚健的创作，以期借此回归文以载道的传统。此外，这一时期，金人关于文学实用功能的探讨，还表现在以诗存史上，这以金代文宗元好问为代表。1213年蒙古军大举南下，并在此年三月屠城忻州，元好问经历了兄长和乡亲惨遭屠戮的悲惨事件。面对蒙军的残暴，国家的衰朽，百姓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等人间惨象，他写下《箕山》《八月并州雁》《内乡县斋书事》《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癸已四月干十九日出京》等一系列丧乱诗，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悲愤痛苦之情，另一方面也记录了当时百姓的苦难与惨烈的社会状况。金亡后，元好问以遗民身份编纂《中州集》、编写金史，志在为金源一代保留文脉，以诗文存史。由此，文学的实用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文章来源：《汽车实用技术》 网址: http://www.qcsyjs.cn/qikandaodu/2021/0730/12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