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诗学的北地特质(5)

对“刚健清新”诗美风格有自觉、明确理论阐述的，是金代末期的文学批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南渡以后，金源文家为变革“尖新”文风，开始以身作则创作质朴、清新的诗文，表现在审美风格上就是对“刚健清新”的自觉追求。刘祁的《归潜志》对金源众多文家及其作品予以了批评。通过归纳，可发现刘祁多以“‘奇气’ ‘奇语’ ‘奇古’ ‘奇峭’作赞语”[20]41，又常以“雄奇简古”“不作浅弱语”“有雄气”“长于雄辩”“闳肆奇古”等论断对诗家个性进行概评。如其评李纯甫曰：“为文法庄周、左氏，故其词雄奇简古。后进宗之，文风由此一变”[21]28；论雷渊、宋九嘉说：“雷希颜、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21]29；“公(雷渊)博学有雄气，为文章专法韩昌黎, 尤长于雄辩”[21]8；称王飞伯：“奇士也。仪状魁奇，为文闳肆奇古。”[21]22等等。这些评判一方面体现出金源文家们阳刚的美学风格，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刘祁的审美倾向。并且，与之相应，刘祁本人创作也确实刚健清新，有塞北雄风：“他文学三苏，有清奇磊落之气，无诘屈聱牙之弊”[20]41

李纯甫作为南渡名士，在其诗中曾直言对刚健气质的追求：“男儿生须街枚卷甲臂周弓，径投虎穴策奇功”[3]157，向往男儿本应具有的刚强勇猛、驰骋疆场的雄豪气势。这种刚健理念落实到创作上，更显示了其北地特质的诗美追求，如其《怪松谣》《雪后》《赤壁风月笛图》等诗作意象怪奇，不拘常规，气势盛大。不仅李纯甫，这一时期有着显著北地特质诗美追求的作家还有李遹、赵元、雷渊、李经等人，不妨简略摘取其典型诗句以观其美：“士道凋丧愁天公，阴霾惨惨尘濛濛。三春不雪冬未雨，野桃无恙城西红。”(李遹《赠中山杨果正卿》)[3]274；“凫胫苦太短，蚿足何其多。物理斩不齐，利剑空自磨，老跖富且寿，元恶天不诃。伯夷岂不仁，饿死西山阿。”(赵元《读乐天无可奈何歌》)[3]329；“千古崩崖一罅开，强将神怪附郊禖。无情顽石犹胎谤，贝锦从为苍伯哀。”(雷渊《启母石同裕之赋》)[3]372虽然赶不上李纯甫的诗作气刚语健，但也雄气十足。此期有着明确理论思考的诗学家当属王若虚，其诗话中言及北地气概时说：“花比妇人，尚矣。盖其于类爲宜，不独在顔色之间。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见其好异之僻；渊材又杂而用之，益不伦可笑。此固甚纰缪者……不求当而求新，吾恐他日复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此花无乃太粗鄙乎！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谓其白耳；施于酴醾尚可，比海棠则不类矣。”[5]208他认为用花比喻女子不仅仅因为二者美的相似，言外之意即二者在柔弱的气质上也是相近的。而黄庭坚以花的意象来比喻男子，在王若虚看来是不伦不类，十分可笑的。并且，他还质疑了难道“白皙”这样阴柔美的词汇还能用来形容雄壮武夫的气质吗？这说明王若虚对阳刚气质是推崇的。

作为金末文宗的赵秉文，他在创作上主张要各得古人一徧：“若陶渊明、谢灵运、韦苏州、王维、柳子厚、白乐天得其冲淡，江淹、鲍明远、李白、李贺得其峻峭，孟东野、贾浪仙又得其幽忧不平之气。若老杜可谓兼之矣。”[5]145、“太白、杜陵、东坡，词人之文也，吾师其辞，不师其意。渊明、乐天、高士之诗，吾师其意，不师其辞。”[5]147他所师法的名家，其文风峻峭、浑浩、豪放，正属“刚健清新”之列。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有着丰富创作实践的大家，如果认真统计，就会发现其意象和词汇选取多以北地风物为主，因而营造出刚健质朴的美学意境，足以见出赵秉文对北地刚健特质诗风的钟情。笔者曾对赵氏常用审美意象做了梳理，其频率比较多的有：

蹇驴、断崖、茅屋、萧寺、虚落、荒田、野鹿、沙禽、怪松、幽鸟、草荒、饥鸦、残蕊、幽禽、清霜、霜林、萧条、凉草、霜叶、萧萧、槐老、荒壇、飞雪、霜叶、平野、颓沙、坏壁、荒天、老地、黑山、狐貉、荆棘、寒梅、幽姿、幽窗、断霞、落日、雄驰、天沉、严风、草枯、寒花、老骥、霜鹘、花残、青蛟、骐骥、北尘、孤根、残照、烟村、城断、颓墙、孤城、林黑、饥虎、瘦骨、霜髯、草荒、荒城、冰霜、日曝、万壑、荒郡、簟藤、荒堂、霜雪、饥禽、刓墙、老僧、瘦藤、冰雪。

赵秉文曾在其诗话中主张：“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而上述意象的选取，就反映了他心中对“刚健清新”文学的推崇之意。这些意象营造出了赵氏所追求的自然一派刚健清新的北地审美气韵，这当然也有别于“杏花春雨江南”的南方文学之柔美。在赵秉文的创作中，北雄南秀的边界是十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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