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诗学的北地特质(4)

从以诗歌劝和、求偶、预言，到借其维护统治、以诗立功、以诗存史等，可以见出，重视诗文实用功能是金代文学批评的一贯追求。而这样的诗用指向，显然是苦寒严酷的北疆地理文化环境赋予金人追求实用、富于进取的民族心性与儒家“兴观群怨”务实追求“对话”的结果。

三、在诗美上：以刚健清新为特征

清人陈匪石指出：“金据中原之地，郝经所谓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者，迥异南方之文弱。国势新造，无禾油秀麦之感，故与南宋之柔丽者不同。而亦无辛、刘慷慨愤懑之气。流风馀韵，直至有元刘秉忠、程文海诸人，雄阔而不失之伧楚，蕴藉而不流于侧媚，卓然成自金迄元之一派，实即东坡之流衍也。此选虽兼收绵丽之作，而气象实以代表北方者为多。”[15]这段话尽管是对《中州乐府》美学风格的评判，但用于概括金源文学整体美学风格亦切中肯綮。金代文学中虽然也兼有绵丽之作，但“气象实以代表北方者为多”，呈现出“雄阔而不失之伧楚，蕴藉而不流于侧媚”的风格特征，而迥异于南方之柔丽文弱。形成这一美学风格的原因是金代文学家深受北疆地理风物环境影响而形成的民族性格之特有追求。北国干烈奇寒的气候，浑茫壮阔的山川，质直开朗的风俗，劲激粗犷的艺术，孕育了金源文学“海角飘零”的豪气与“谁挽银河”的磅礴，驱动着他们以刚劲且壮美，清爽且刚健为特征的诗美追求。当然，刚健清新的诗美特征也并不完全是北方文学的特产，生活于南方的苏、辛也有豪迈阳刚的气韵。但从整体来看，北方文学以刚健清新的审美风格为主，南方文学以柔丽精致为主，则是普遍的共识。所以“苏学盛于北”—苏学风尚贯穿了金源文坛的始终，其内在原因是金人与苏学内在气质的暗合。诚如学者所言：“苏轼人格中那种不拘小节的豪健旷达、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风趣，都与这个民族(女真)粗豪乐观、幽默豁达的民族心性相暗合，这正是‘苏学行于北’的根本原因。”[16]

金初文坛，金代诗学正处于开辟草莱的初创阶段，所以并未有明确的“刚健清新”的诗美主张。但不可忽略的是，此期确有刚健清新诗美潮流的涌动，如完颜亮、蔡松年、吴激、宇文虚中等人正是这种诗美追求的代表。尤其以女真皇族作家完颜亮为典型，他的创作最有女真特色，既有刚健之作又有清新之词，如《书壁述怀》《题临安山水》《鹊桥仙·待月》《喜迁莺·赐大将军韩夷耶》《念奴娇·天丁震怒》等，表现出一种波澜壮阔、桀骜不驯、刚烈直爽的审美风格。对此，杨义评价说：“北方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旦采用汉语写作，在学习汉语文学的智慧和经验的同时，总是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特有的民族气质、文化体验和走南闯北的生活阅历。表现这种特异的气质、体验和阅历的作家假如占有相对的政治地位的优势，或者声气相投而成为群体，便不可避免地给汉语文学染上特殊的色彩，不同程度地超出原有轨道运行。”[11]6随着“借才异代”北宋文臣的凋零，金源本土文人登上了文坛，其“刚健清新”的诗美观念也日渐清晰，这首先表现在“国朝文派”蔡珪、党怀英的诗文创作上。继承乃父蔡松年深厚的家学传统，而又有自我面目的蔡珪，其诗歌多刚健磅礴，展现着金源文家的自信与雄豪，如“幽州北镇高且雄，倚天万仞蟠天东。祖龙力驱不肯去，至今鞭血余殷红。”[3]460(《医巫闾》)“吴侬笑向吾曹说，昔岁江行苦风雪，扬槌启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3]460(《撞冰行》)等诗作，语刚辞健，“清劲有骨”[17]，成为金朝文风的主导。郝经《书蔡正甫集后》评曰：“煎胶续弦复一韩，高古劲欲磨欧苏。几回细看圣安碑，区别二代张吾儒；不肯蹈袭抵自作，建瓴一派雄燕都。”[18]道出了蔡珪诗“刚健”的风格特色。而蔡珪之后的“金源文宗”党怀英，尽管其美学风格属清新一类，但其诗歌多有山雨烟云等大自然风光的书写，呈现出迥异于南方柔丽的清新之美，得到了赵秉文的推崇：“公之文有似乎欧阳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体，寄兴高妙，有陶谢之风，此又非可与夸多斗靡者道也。”[19]赵氏点明了党怀英不同于“夸多斗靡”的特点。此外，此期还有其他国朝文士萧贡、刘迎等，如萧贡有“半夜东风搅邓林，三山银阙杳沉沉。洪波万里兼天涌，一点金乌出海心”[3]378(《日观峰》)；刘迎有“君不见二牢山下狮子峰，海波万里家鱼龙。金鸡一唱火轮出，晓色下瞰扶桑宫。槲林叶老霜风急，雪浪如山半空立。贝阙轩腾水伯居，琼瑰喷薄鲛人泣”[3]246(《鳆鱼》)等诗，无须多说，都属于与蔡珪、党怀英同类旨趣的审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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