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牢笼推销员之死中的汽车意象与现代性反(2)

旅途中，威利的两极化驾驶体验就是这种内在冲突的鲜活注释：不仅享受到前所未有的速度和便利，同时承受着难以摆脱的焦虑和创伤。汽车作为一个流动的“工作”和“居住”空间，为威利漂泊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和操控性。他可以“一小时六十公里”在公路上疾驰，也可以“打开挡风玻璃”，一边“看风景”一边“让热风吹透了全身”；闲暇时，还能载着家人去“滑雪橇”“野餐”。然而，汽车的骤然失控却不期而至，霎时将美好温馨的画面变成毛骨悚然的梦魇。“突然间，我的车朝着公路外边冲出去了。”③［美］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第8 页。“我差点出事，吓坏了。在扬克斯差点撞到了个小孩。”④［美］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第32 页。可见，威利的旅程不乏轻松、自由、狂放的新奇体验，但紧张、惶恐和意外也相伴相随。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极端感受，既是汽车内在矛盾性的必然结果，也是汽车潜在危险性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汽车的双向性在技术层面表现为便捷与危险的对立，那么在流动性层面则是自由与限制的冲突。约翰·厄里在《居住汽车》中强调，汽车流动性具有两个相互依存的特征——“灵活性”和“强制性”。一方面，汽车是自由的源泉，即“道路自由”，司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任何时间，以任何速度，朝着任意方向高速行驶”；另一方面，“汽车的流动性也强制人们保持高度的灵活性，迫使他们应对碎片化的时间”。①John the Car,Against Automobility, B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事实上，威利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失控现象，是因为他常常不自知地陷入幻境。“我根本不记得刚刚的五分钟是怎么过去的。”②［美］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第7 页。有时他望着远处的景观，竟然“忘了我是在开车呢，完全忘记了”③［美］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第8 页。。玛格丽特·莫尔斯将这种现象称为驾驶的“虚构效应”，意指人在开车时因“意识涣散”而“暂时失去对此在和此时的感知，进入到一个虚幻的世界”。④Margaret Morse.An Ontology of Everyday Distraction:The Freeway,the Mall and Logics of Television,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难以自控的幻觉和无法预测的车祸，构成了威利的双重心理负担，让他在不堪重负中发出了近乎绝望的感叹：“我再也开不下去了。”威利的神志恍惚昭示了科技现代性的悖论：承诺看似无限的控制，同时，自身也是这种控制的障碍。

经由汽车的“两面性”和“虚构效应”，米勒是为了表明车祸的复杂原因，也是对汽车的“中性技术”和人的主体责任提出质疑。从威利的驾驶经历中不难看出，汽车并不是一个全然私密的“居住空间”，而是与公共区域和个人安全紧密相联的复合载体；驾驶也绝非单向的人对机器的绝对操控，而是司机与汽车相互融合又彼此限制的交互过程。蒂姆·丹特将这种人车关系称为“司机—汽车综合体”，并认为“它已经超出人或物的范畴，成为一个复合的社会存在，并具备了人和机器两种属性”。⑤Tim Dant.The ,Culture &Society,2004,21(4/5),p.74.顺着这一思路重新审视驾驶行为可知，通常人们对汽车的认知存在两个误区：其一，认定它为纯粹的“中性技术”，而忽略其危险性或矛盾性；其二，认为人有足够的理智操控车辆，而无视其交互作用或机器属性。两者的共通之处就是把责任从汽车转移到个人身上。

在剧中的多起事故中，威利就一再被贴上“肇事者”的标签，并随着车祸程度的不断升级，最终成为车轮下的“受害人”。第一幕开篇，车祸的阴霾就笼罩着威利一家。夜里他刚从佛罗里达开车回来，妻子林达便询问：“出了什么事？是出了什么事吗？威利？”威利回答：“没有，没出事。”妻子又追问：“你不是把车撞坏了吧？”这段突兀的对话，暗示出林达极度的担忧和紧张。她没有常规地关心丈夫出差是否劳累，而是贸然提出有没有发生车祸，似乎直觉地预感到危险。儿子哈皮也整日惴惴不安：“上个礼拜我跟他一道坐车进城，绿灯亮了，他停下来，红灯一亮他倒又开车了。”“他要老是这样，驾驶执照非叫没收了不可。”⑥［美］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第13 页。事实上，威利的确发生过多起事故，甚至引发保险公司的调查。不过，与家人对威利的担忧不同，调查员认为这些车祸不是交通意外，而是人为制造的。比如2 月的那次车祸，有行人“正好路过，看见了他的汽车。她说车开得一点也不快，也没有打滑。她说车开到桥头，他是故意地朝栏杆撞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何以仅凭路人的观察和主观判断，就认定威利对事故负有完全责任？前文有说，汽车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但无论是朝夕相处的妻儿，还是狭路相逢的旁人，都一致将责任归咎于威利。米勒于此是想借“个别”的境况提示出“普遍”的问题：判定交通事故的惯性思维存在漏洞，即将人看作唯一责任主体，而忽略汽车技术本身的缺陷。正如沙拉·贾殷所言，“汽车常常被看作中性技术，只有在处理不当时，才被视为具有危险性，而不是危险本身”②Sarah Jain.“Dangerous Instrumentality”:The Bystander as Subject in 。一旦车祸发生，事故的鉴定书上只会出现“肇事者”的名字，汽车则是一个永远藏在背后的“隐形杀手”。

文章来源：《汽车实用技术》 网址: http://www.qcsyjs.cn/qikandaodu/2021/0511/10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