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牢笼推销员之死中的汽车意象与现代性反(6)

大众传媒推销的不仅仅是汽车、冰箱等实体商品，更是一种包装精良的消费符号和文化观念。开放的公路系统似乎创造出一个民主平等的公共空间，为人们摆脱社会等级结构带来希望：向上跨越社会阶层，向外跨越地理空间。威利正是怀抱着这种希望放弃了去阿拉斯加的机会，转而追随戴夫·辛格曼成为推销员。“八十四岁了，还有二十、三十个城市可以去，不管到哪儿，拿起电话，就有那么多人记得你，喜欢你，愿意帮你的忙！”①［美］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第68 页。威利将辛格曼奉为人生楷模主要基于三点：一是有地方可去，体现出行动自由；二是受人爱戴，表明获得社会认同；三是能够轻松赚钱，象征事业成功。威利身处社会底层，却一心幻想进入上层社会。他迷信所谓的“个人魅力”至上，相信“只要讨人喜欢，就可以发大财”。这种空洞的“理想主义”，正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推销”给普通民众的一味“安慰剂”。

汽车给予威利自由的梦想，却未能带领他走上真正的自由之路。他虽然手握方向盘，但赴约的地点从来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资本运作下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的“驾驶员”，不仅决定着他出差的地理坐标，更决定着他人生的起伏走向。阿利斯代尔·埃尔德在《汽车噩梦》中指出“汽车提供了梦寐以求的行动自由、隐私和个性需求”，但“广告赋予汽车的自由力量是如此诱人，几乎成了一种毒品”。②Alisdair Aird.The Automotive :Hutchinson,1972,p.7.驾驶的自由绝不等同于民主政治和机会均等。相反，这种以激发消费欲望为目的之“自由”，与真正的自由精神——用意志控制欲望——是背道而驰的。正如马尔库塞所述：“以技术的进步作为手段，人附属于机器这种意义上的不自由，在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③［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31 页。因此，即便威利和老板驾驶同样的轿车，拥有相同的录音机，“这种相似性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只能证明（社会）控制的有效性”。汽车文化的兴起实则是资本市场假自由之名，行操纵之能，谋利润之实。

此外，消费主义还将其逻辑在人的主体性中展开，以“价格”代替“价值”，使人沦为资本市场中明码标价的商品。米勒在剧中借比夫之口将资本市场的“标价”思维展现得淋漓尽致：“你一向不过是个东跑西颠的推销员，最后叫人扔在垃圾桶里，跟别的推销员一样！我干一个钟头就只一块钱，威利！我跑了七个州也没多挣一点。一个钟头一块！”④［美］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第113 页。可见，人在消费社会中已经失去主体价值，成为根据能效定价的商品。生活在底层的“推销员”是“一个钟头一块”的廉价货，而公司老板则是“一年五万二千块钱”的奢侈品。在如此的定价机制中，人只有价格的高低之分，而没有道德的良莠之别。“现在，光剩下谋利，再谈交情、义气，没人理你——不讲人品了。”⑤［美］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第68 页。威利的经历恰好印证了沃尔特·弗里德曼的观点——“在以推销原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被当作商品，一旦失去效用，就会迅速被替换。”⑥Walter of a Salesman:The Transformation of Selling in University Press,2009,p.250.因此，剧末威利不无悲愤地反抗道，“人不是橘子”，“你不能吃了橘子把皮一扔就完了”。⑦［美］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第68 页。在这个意义上，伊丽莎白·霍夫犀利地指出，“汽车系统已经变成终极的消费者”，“约束并消费着千千万万的‘使用者’”。⑧Elizabeth Discussion Paper,Dept.of :Trinity College Press,1998,p.9.

结语

作为现代主义戏剧经典之作的《推销员之死》，其现代主义审美特性往往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这导致其对现实的关切常常被忽视。然而，米勒在完成现代主义审美创新的同时，对社会现实投以深切的目光，紧紧锁定汽车这一现代性的标志和窗口。汽车一方面使主人公的推销工作更加便捷和有效，另一方面也让他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更加疏离。汽车虽然让威利在驰骋的自由中逃离烦恼和社会的枷锁，但这不过是一场短暂的幻觉，现代社会带给他的巨大压迫感如影随形；汽车终究是一个移动的牢笼。

文章来源：《汽车实用技术》 网址: http://www.qcsyjs.cn/qikandaodu/2021/0511/1035.html